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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刚:忧国爱民 忠直抗言

 来源:海峡通讯   浏览次数:   发布时间:2018-09-11   字体大小:[大][中][小]

  廖刚(公元1070—1143年),字用中,号高峰居士,北宋南剑州顺昌蛟溪乡(今福建省顺昌县元坑镇蛟溪村)人。廖刚少时从学理学家杨时,成就了廖刚“道南高弟,绍兴名臣”的美名。从徽宗崇宁五年(公元1106年)廖刚36岁中进士,到绍兴十三年(公元1143年)74岁去世前,他做过地方上的知兴化军、知漳州、福建路提点刑狱等官;在中央,他任过侍御史、御史中丞、工部尚书等职。他一生亲历北宋末、南宋初两朝荣辱兴衰。他忧国爱民,清正廉洁,刚正不阿,忠直抗言,其精神和品格名重于天下,名扬于千古,为世代所赞颂。

  忧国不谋身

  廖刚生活在北宋末、南宋初这个民族危亡、困难重重的时期。南宋建立初年,金兵大举南下,宋金之间战争不断,军费开支剧增。与北宋相比,南宋的统治区域比北宋缩小了三分之一,财政收入大幅减少。同时,对金战争、冗官冗兵、修建徽宗陵寝等事务使政府开支剧增,“岁入不及承平三之一,而费出倍于昔日”。对于这个财政危机问题,朝廷中许多人认为,加倍征收通、泰等州的盐税,“榷货务入纳不阙”“以为如此自可以度日卒岁”,即所谓开辟新财源。对此,廖刚不同意他们的看法,他认为天下之财有限,缓解财政危机关键是节流,首先要做到“用财之道,必量入以为出”“为今之计,如节用一事,一举措不可忘也”。要想节省财政开支,就需要让“宰相兼制国席”。因为户部理财,总领所供兵,“供财者与用财者之间的距离更加疏远”。廖刚建议宰相了解国库盈虚,从宏观上统筹安排、调控政府财政,“诚为今日之急务也”。

  节约开支,还要“少缓不急之役”。比如对“杨沂中预借三年酒息钱三十万贯,及别借二十万贯相兼回易”之事,廖刚也上奏章极力反对,认为国家频年不尝出师。军费没有大的开支变化,且现在国家财政困难,“辄借四五十万缗,诚为无谓。”朝廷对此类请求必不可从。要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,还要选汰冗兵,减少州县妄费。廖刚认为军队虽然是保卫国家、抵御外族入侵必不可少的工具,然兵贵在精,不在多。可事实上是“今日诸将之兵,冗滥甚矣。”要想体念国民,节省军队经费开支,就要对军队士兵进行选择,淘汰其不能披挂战斗的冗员。对无家可归愿意留下来的,作为屯田士兵,使他们“自食其力,且资以供亿吾军,庶东南凋瘵之民稍获苏息,而屯戍可以久远不废,是一举而两得”。廖刚认为实行“营田、屯田事”,可以解决军粮的采买、供给、运输等问题,缓解东南民困财乏的状况,“此实足财用之本源”“一日不可忘也”。

  廖刚主张的“节流”很符合现今提倡的厉行节约、精兵简政精神,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  爱民能尽粹

  建炎三年(公元1129年),宋高宗置行宫于临安(今杭州市),廖刚上书说:“国不可一日无兵,兵不可一日无食,今诸将之兵备江淮,不知几万,初无储蓄,日待哺于东南之转饷,浙民已困,欲救此患,莫若屯田。”并说:“将校有能射猎耕种的,应当给予优厚的奖赏,每耕田一顷,给他升一级武阶;百姓愿意耕种的,借给他们粮种,用租赋偿还。”他建议利用驻军和鼓励农民垦荒种田,以发展江南经济。高宗对他的建议很重视,下令在全国推行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南老百姓的负担,并安置了一部分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劳力,有力地发展了生产,提高了百姓生活水平。

  绍兴五年,天下大旱,许多农田颗粒无收,灾民饥寒交迫,流离失所,他们以糟糠为食,“间相枕藉而死者不可胜数”,可灾区官吏无视百姓灾苦。看到这种情景,廖刚感到“深为可骇”,他请求皇上马上下旨,要求灾区官吏“宽其赋税,尽发仓廪”,并尽快与民间大户联系,要求“量地远近,通融救济”;对于粮贩子令其不得囤积居奇,灾情轻的地区要支援灾情重的地方;而对于朝廷所拨的救灾粮,所经地区的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克扣,保证发放到灾民手中。

  从汉武帝时起,封建国家就对盐实行禁榷,增加国家税收。南宋也沿袭了这一做法,对盐实行征榷。廖刚认为:榷盐,官府虽获厚利,“而盗贩者终不可止,徒使狱讼不得衰息,而畏法之民长食贵盐耳”,认为禁榷使贩运私盐活动更加猖獗,虽说国家禁盐,其实是“禁榷徒有其名耳。故不若弛之为愈,弛之则人得而贩,其价自平,奸民不得擅其力矣。”廖刚认为盐禁就应该放开,答应百姓私相煎卖,同时要注重不能收重税,才能使“公私皆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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